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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0章 省委常委会（2）（第2页）

"这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辩证统一。"沙瑞金示意工作人员分发大理寺的批复文件，火漆封印上的国徽压痕还带着机要室的低温，"在座不少同志经历过九十年代严打，当证据锁在保险柜里时，要不要砸碎它？"

李达康的钢笔突然在"祁高阁"三字上画了个圈。

他忆起二十年前在金山县，自己也曾用推土机碾过腐败分子砌起的围墙。

当裴景铄将文件推到他面前时，他嗅到卡面上残留的打印店油墨味——这种基层干警惯用的取证设备，本不该出现在常务副省长的公文包里。

"我支持沙书记的提议。"

省军区司令员秦启明突然开口，军装上的资历章与全息屏里的检徽交相辉映，"反腐战场和军事战场一样，不能要求指挥员戴着镣铐冲锋。"

十三只手陆续举起。

当李达康最后一个抬起手腕，他的金表表带在投影仪冷光中闪了闪，像某种无声的暗号。

沙瑞金清了清嗓子：“同志们，裴景铄、祁高阁同志的遭遇，暴露出过去一段时期纪检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。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部分干部滥用“特殊程序”，以“保密需要”为名规避监督，以“组织结论”为由压制异议，最终导致事实扭曲、证据湮灭 。这种权力运行的失控，本质上是对党章和宪法的背离。

回溯历史，类似教训并不鲜见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冀中军区“肃托”运动中，爱国知识分子熊大缜因莫须有罪名被秘密处决，其恩师叶企孙教授更因牵连蒙冤半生 。

这类案件的共同特征在于：调查过程缺乏透明，审查结论依赖主观臆断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，纪检权力一旦失去制度的笼子，就会异化为伤害同志的利刃。

裴景铄、祁高阁案的平反过程同样充满波折。正如熊大缜案平反时遭遇的阻力——有人以“历史结论不宜轻易推翻”搪塞，有人用“材料表述需谨慎”推诿 ——这提醒我们，纠正错误需要比制造错误更大的政治勇气。

二、刀刃向内：纪检系统的自我革命

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，纪检系统必须率先成为自我革命的典范。在此，我代表省委提出三项改革：

1. 程序正义的重构

即日起推行“阳光办案”制度，除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案件外，所有纪检调查必须做到“三公开”：立案依据公开、调查流程公开、结论依据公开。对于留置措施，实行同级党委、上级纪委、人大代表“三方会审”机制，杜绝“一人拍板”式决策 。